中国制造业“过早去工业化”警报：高层定调“保持合理比重”

中国制造业“过早去工业化”警报：高层定调“保持合理比重”

2025年11月，《求是》杂志刊发上海市政协副主席肖贵玉的署名文章，直言“保持我国制造业合理比重是个重大问题”。这篇文章罕见地以地方高级官员身份，在党的理论刊物上为制造业“站台”，被外界视为中国产业政策的重要风向标。结合此前二十届四中全会公报中“保持制造业占国民经济比重基本稳定”的表述，可以判断：中国正在对持续多年的制造业占比下滑趋势进行政策纠偏。

制造业占比：从“40%”到“30%”的十年

数据是最直接的证据。中国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从2011年的40%逐年下滑，至2024年降至30%；制造业占比则从2017年的29.3%降至2024年的24.9%。这一下降轨迹符合工业化中后期服务业占比上升的普遍规律，但下滑速度明显偏快。作为对比，德国制造业占比在2000—2023年间始终稳定在20%—23.5%之间，日本、韩国等也长期维持在20%左右。中国制造业规模虽为全球第一，但当前占比已接近这些发达国家的水平，而中国的人均制造业增加值和工业化完成度仍远低于它们。

更令人警惕的是，这一下降并非完全由产业升级驱动。劳动力成本上升、环保压力、部分低端制造向外转移，是占比下滑的重要推手。若这一趋势延续，中国可能在人均收入尚未达到高收入门槛时，就提前进入“去工业化”阶段——这正是肖贵玉文中所警示的“陷阱”。

国际镜鉴：去工业化没有赢家

肖贵玉的文章梳理了多国经验：美国制造业占全球比重曾在1930—2000年间长期超过20%，但在1990—2010年间，制造业占美国GDP比重从22%骤降至13%，伴随而来的是贸易逆差扩大、收入不平等加剧，以及“铁锈地带”的衰落。英国、法国制造业占比已跌破10%，经济长期陷入低增长。而德国通过保持制造业比重，在欧债危机中展现出更强的经济韧性。

这些案例揭示了一个被主流经济学忽视的常识：制造业不仅是物质财富的来源，更是技术创新、就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基础。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而言，制造业是“压舱石”，其比重的合理水平不能简单类比小国或后工业化经济体。

政策转向：从“规律”到“调控”

长期以来，中国经济政策遵循“产业结构升级”的叙事，默许制造业比重下降被视为迈向服务经济的必然。然而，高层近来密集表态改变了这一预期。2025年5月，习近平在河南洛阳考察时强调“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”；10月，四中全会公报首次写入“制造业占国民经济比重保持在适当水平”。肖贵玉在《求是》发文，显然得到了政治层面的背书。

这意味着，“十五五”规划（2026—2030）可能将制造业占比设定为约束性指标，并配套一系列政策工具。可能的措施包括：加大制造业财税支持、优化产业用地供给、引导金融资源流向实体经济，以及通过“反内卷”遏制过度竞争，防止资源在低效环节空转。

产业升级是唯一出路

“保持合理比重”不是要人为堆砌制造业规模，而是要在动态中实现平衡。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，将决定这一比重能否企稳。当前，以新能源汽车、光伏、锂电池为代表的“新三样”正快速成长，工业机器人和AI制造也在重塑生产方式。中国制造业正从“规模扩张”转向“质量提升”，这本身就会改变附加值结构，从而支撑制造业在GDP中的比例。

然而，技术升级并非自动发生。关键零部件、工业软件、高端装备仍存在短板，这些领域的突破将是“十五五”的重中之重。制造业比重能否稳住，取决于中国能否跨越“技术天花板”。

供应链视角：制造业比重的战略含义

在全球化重构的背景下，制造业比重不仅是一个经济指标，更是战略筹码。西方推动“中国+1”供应链多元化，试图降低对中国制造的依赖。如果中国放任制造业萎缩，将加速供应链外移，削弱在关键领域的自主能力。保持合理比重，既是经济安全的需要，也是维持全球影响力的基础。

对于跨国供应链管理者而言，这一政策信号意味着：中国制造业将获得更长期的支持，但政策重心将从成本优势转向技术优势。企业布局需要更多考虑中国在高端制造领域的集群效应，而非简单转移产能。

结语

中国制造业占比的下降，是经济规律、成本变化与全球竞争共同作用的结果。高层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。事实上，美国、欧洲的经验已经证明，去工业化一旦形成惯性，重振将极其困难。中国选择在“十四五”收官之际主动干预，是为未来十五年的产业竞争力下注。

对于制造业从业者和投资者来说，这一转向既是警示，也蕴含机遇。制造业不会消亡，但落后的制造业将加速退出。谁能在技术升级和供应链重构中找到位置，谁就能分享下一轮增长红利。